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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走在破路上。”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奈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和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7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地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都还透出光来，有人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
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轻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的人都引颈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要自己吞咽消化。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和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中猜测大概发生了什么。
同学们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惧，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拟考试排名、录取资讯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惧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以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过于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的逼迫和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过于奢侈了。
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对生灵有所贡献的大树，玫瑰啊，只有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