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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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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姥姥,有好几种对话。
  
  这一种是最长的。我在她身边坐着,她忽然像想起很重要的事,低声问我:“你现在是上学,还是上班了?”念书的时候,我说:“上学。”后来毕业了,我就说:“上班了。”
  
  如果我回答上班,她就笑一笑,问:“上班挣多少钱?”
  
  我说:“一千元。”她非常惊讶地一探身子,问:“多少?多少?”
  
  我重复道:“一千元。”其实我的收入不止这些,不过因为我知道她下面的话,所以故意把工资说少了。
  
  果然,她拍着巴掌说:“嗬,一千元,真不少,太了不起了!我们那时候,刚进厂子,当学徒工,每个月只有十六元。哎哟,一千元!挣大钱了……”她感叹完,又有点儿促狭地冲我笑,说:“跟你商量一件事,你挣大钱了,给姥姥一点儿吧?”我说:“没问题!”她便满足地将身子往后一靠,说:“我说笑话呢,姥姥哪能要你的钱?”
  
  我说:“为什么不能要?我这就给你拿钱。”
  
  第一次拿钱的时候,母亲把我拦下了。母亲并不避开姥姥,说:“你给她钱,是给我找麻烦。她稀里糊涂的,数不清时,又要闹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钱是她的梦魇,是全家人共同的梦魇。
  
  她是那种把一生献给别人的人,唯一开心的岁月是在山东老家当闺女时。她爹是“渔老大”,祖上传下一份花锦似的家业,家中有许多艘打鱼的船,又雇了好些佃户在田里做工,甚有气象。姥姥是大小姐,出去溜达买些针线、花束,身上从不带钱,只说一句:“记在账上。”到节下,店铺的伙计自会到她家收账。
  
  后来,姥姥的爹迷上了抽鸦片,几年就把家财败光了,无奈之下,将长女下嫁家中长工的儿子。接着,我姥爷北上天津打工,在熟食坊当酱肉师傅。姥姥跟过来,在天津养育了四个儿女。
  
  那时,当家人工资不多,家里吃饭的嘴却不少。姥姥不识字,而且是三寸金莲,无法出去工作,丈夫还有挥霍、赌博的毛病。后来儿女们生活不如意,赡养费都给得少,所以这辈子,她在钱上一直没松快过。对于失掉钱财的恐惧,日日灼心,她熬炼出一个幽灵盘踞在心里。至耄耋之年,记忆昏茫,她的理智再也禁锢不住那个幽灵。
  
  母亲说:“人老了,性格真会大变。以前多温柔、多有自尊的人,现在说变脸就变脸,六亲不认,只认她的钱。”
  
  姥姥一生的积蓄到底有多少呢?谁都不清楚。
  
  大舅给她做了个白铁匣子,她将钱都放进去,用一把锁将匣子锁住,钥匙放在她随身的小钱包里。而钱包,有时被她搁在大褂的口袋里,有时又被塞进裤子口袋。
  
  对这种复杂的保险系统,青壮年人亦未必时时能头脑清明。她经常趁无人时打开匣子,点钱,点清楚数目才放心,但装钥匙的钱包或许随手一放,或许塞在床褥下,或许竟一时糊涂锁进铁匣子里。总之,钥匙不见了!
  
  随后,她就要开闹了。她先是默坐垂泪,继而不吃不喝,接着喃喃咒骂,最后号哭大骂,直至阖家聚会,劝解安慰。但肯定是劝不动、解不开,她磐石般无转变,一定要哭骂竟夜,震动邻里。
  
  因为姥姥一直跟我的母亲、父亲以及我一起住,母亲服侍她更衣、做换洗被褥等事,最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机会,所以当她因丢钱的事闹起来,最先被怀疑的就是母亲。
  
  从我十三四岁起,她大概隔几个月就要闹上一次,哭骂的内容如下:“我知道你缺钱,可我的钱都是一毛一毛攒的呀,你偷你妈妈的钱包,真忍心啊,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拿出来!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跟你计较!不拿出来,我跟你拼命……”
  
  后来,她会迷迷糊糊地在脑中编造自己的财物,若找不见,就说被偷了。她曾比画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存折,说里面存着八百元,但是丢了。
  
  在起初数年中,母亲也经常哭,哆嗦着手为自己辩白,但姥姥毫不动心,也根本不理会,就像被设置好的机器,只反复说着那几句话:“偷你亲妈的钱包,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跟你计较……”
  
  在那些时候,我真恨她。她不再是那个笑眯眯、慈爱的姥姥,而是個冷漠无情、蛮不讲理的老婆子。
  
  于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我独自跟她理论。我从强作镇定地理论,到边哭边喊,她始终阴着脸,沉浸在自己的愤恨中,末了,轻蔑地瞥我一眼,说:“你什么都不懂,闭嘴。”
  
  闹丢钱的剧目,上演了十几年。到九十多岁,她的体力终究不行,闹不动了,便采取冷战的方式。比如,父亲下班,走到卧室来问候她,她劈头冷冷地来一句:“恭喜你啊。”
  
  父亲自然问恭喜什么。
  
  “恭喜你发了财啦,你的媳妇给你偷回钱了。”
  
  父亲一笑,转身走了。
  
  其实她已经十多年没出门买过东西了,钱于她早就失去了通货的基本意义。对儿女来说,钱是哄她开心的道具,以及尽孝的证据;对她来说,钱如同供幼儿搂在怀中赖以获得安全感的娃娃,以及生命意义的所在。
  
  这就是母亲不愿我给她很多钱的原因。不过,母亲也常让我给她一沓面值十元的钱,她数一数,便感到很开心。
  
  但有一次,我给了姥姥两百元钱,两张红彤彤的百元纸币,搁在她面前的床单上。
  
  她将那两张纸币好好看了一阵,笑道:“真没想到,我还能花上外孙女的钱呢。”说着,她把钱放到床头柜上,让钞票靠墙立着,像展览奖状。
  
  过一会儿,她喝了几口茶水,就忘记了。一转头看见钞票,盯了一阵,有些疑惧,低声唤着我的母亲:“这钱哪儿来的,怎么放我这儿了?是你的吗?怎么不赶紧收起来。”
  
  母亲大声说:“那是你外孙女孝敬你,给你买巧克力吃的。”
  
  她重新快活起来了:“哟,给我的?好好好,那我赶紧收起来吧。”
  
  母亲知道,她一旦将钱收进她的白铁匣子,这事就算彻底被抛进深渊了,于是连忙说:“你先别收,别收!搁那儿看看多高兴。”
  
  她连连说:“好,我不收,看着。”又一拍手,“嘿,真没想到,我还等到花外孙女钱的时候了。当初,巴掌那么小的人儿,现在都挣钱了……”当然,再过五分钟,她还会再问,这是谁的钱。
  
  母亲就这样陪着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她,逗她高兴。
  
  我跟母亲说:“姥姥爱忘事也有好处,别家的孩子给钱孝敬长辈,长辈只能当时惊喜一次。姥姥呢?你要是总跟她说,她就能惊喜好多次。”
  
  半年前的某晚,我刚好在家。母亲给姥姥掖了掖床边的被褥,她立即疑心是母亲搜她的钱。
  
  她开始时是和颜悦色的,喊我的母亲:“三闺女,别逗我玩了,把钱还给我吧。”
  
  听闺女说“我没拿你的钱”,她立即虎起脸低吼:“你敢说没拿我的钱!我亲眼看见的!一千元,我塞在褥子下面,你一下就抄走了!”她一边说着,还案件回放似的,抖着手将被褥掀一掀,模拟“一下就抄走”的动作。
  
  怎么解释自然都不顶用,她就开始号哭叫骂了。
  
  后来,我和母亲躲到另一间屋。隔着两扇门,我们还隐隐听得见她惨痛的哭声。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
  
  母亲反倒安慰我:“没吓着你吧?她隔几个月照例要闹一次,我习惯了。”
  
  我依偎母亲坐着,心里居然涌上一些阴暗的愤愤之情:为什么偏偏我的母亲要受这些折磨?那些能过安逸日子的人,那些品香,饮茶,大谈境界、诗意、春雪秋叶的人,你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们不必耗尽时间与心力服侍、招架这样一个高寿的老娘。
  
  但这事情该怎么了结呢?母亲悄悄跟我说:“要不,你偷偷拿一千元钱放在她的褥子下面,然后假装帮她找到了。”
  
  母亲又说:“你总看电影,应该会演吧?”我被母亲逗笑了。她从抽屉里拿一沓钱给我做道具。我笑道:“剧组里演戏用的都是假錢,哪有用真钱演戏的。人家照单全收,假戏真做,你岂不亏本?”
  
  母亲的话让我没法笑了:“以前他们出主意,说偷偷找假币来,几万几万的,随便给老太太玩。我不同意,怎么能那样糊弄她。”
  
  为治亲人的精神疾患而演戏,比如王熙凤骗宝玉要给他娶林姑娘,倒也有前贤可效。如今对姥姥来说,钱,就是她念兹在兹、何日忘之的爱人。
  
  我捏了捏钱,硬着头皮进屋去,她正沉浸在哭泣的余韵中,小孩子似的捧着脸,不停地抽搭。我递毛巾给她擦脸,背过身把钱塞到被褥下,又柔声说:“我来给你找找吧。”她抽噎着说:“你找不到的,我亲眼看到让你妈拿走了。”我掀开被褥,很惊喜地说:“咦,你看这是不是你的钱?”
  
  她睁开通红的眼,看了一下。我想这事总算可以了结了。她看了一眼,眼里的光变得黯淡,一甩头,凛然道:“不对,不是这些,我的钱有八千多元。”
  
  我无言败退。
  
  母亲一摊手:“那真没法了,总不能现在去银行给她取钱吧。你去睡,我陪她熬着。”
  
  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我还听得见隔壁房间的声音。
  
  天光大亮,我一睁开眼就翻身下床,到隔壁去观望。只见她面色平静地坐在床上,母亲正给她擦脸,擦手,梳头。她又慈和地笑着唤我:“来,坐我这儿来,咱吃早点。”
  
  她全然忘了昨晚的风波。
  
  那是她最后一次闹丢钱。此后,她的体力与精神不再允许她这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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