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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镇边的中学里，是被村庄包围的一块地方，离镇上还有几里地。那是一个什么都匮乏的地方、什么都匮乏的年月，就是在那儿，我的好几个最初的职业梦诞生了：卖冰棍、放电影、照相、当兵……第一个想法就是卖冰棍。卖冰棍的大哥实在太酷了！他骑着自行车来，后座上驮着个木箱，箱中的小棉被下是码放整齐的晶莹剔透的宝贝。后来想想，那些其实是硬邦邦的糖水棍儿，奶油冰激凌之类的高档货是后来才有的，以前根本没有。有时冰棍还分颜色，有黄色和水红的，有点水果的味，更加诱人，后来才知道里面无非是添加了一些色素和香精。这些全不要紧，要紧的是冰棍大哥的到来。他穿着背心，戴着草帽，脖子上搭条毛巾，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那身影实在太帅了。他手中还有一个能发出声响的“宝物”：锯开竹筒，只留下竹节的圆片部分，在边上钻个孔，拴根小绳，绳尾系一粒小圆珠子，持在手中，像扇扇子一样摇动，珠子打在竹节两面，便会发出连续而清脆的“哒哒哒哒”声，我们都叫它“冰棍摇子”。小贩摇着它可急可缓，免去了吆喝的劳累。那个声响，与冰棍哥的帅气、水果冰棍的清凉甜美是浑然一体的。曾经，我很认真地问过爸爸：“我长大可以卖冰棍吗？”
每年，当听到冰棍摇子第一串哒哒声响起，我和妹妹一定惊喜地对望：“啊，夏天来了！卖冰棍的来了！”然后去找爸爸商量，我们是不是可以买。有时可以买，但我们家境不好，天天吃冰棍，是奢靡的消费。就算不买，我听着那些勾魂摄魄的哒哒声，也是极大的享受。在极热的三伏天，我们小孩子需要老老实实午睡，醒来后，才可以从大人那儿领到一角钱去买上两支冰棍吃。吃的时候是不能胡乱跑动的，因为有时冰棍保存得不够好，很快就会融化。我与妹妹在地上摆一个脸盆，然后围在那儿蹲着吃。爸爸还会在边上看着，不时指点我们应该怎样吃才不至于浪费：化了的冰水不要流到手上，吃到尾声时冰棍快散架了要用手在底下护住，最好及早吃到嘴里，落肚为安……
后来，爸爸还给我做了一个“冰棍摇子”。做好之后我就喜不自胜地摇着它在校园里飞奔，引得别人狂笑：“你光摇，你的冰棍箱呢？”
我家所住的中学里，有位老师的哥哥是照相师傅，姓曹，一只眼睛是瞎的。小时候刚见到他时，觉得他那只塌陷的眼眶很可怕，后来慢慢发现，他是极有本事的，人也特别和蔼。每到毕业季，他便来学校住上几天，做做给师生们拍毕业照的生意。那些天，是我和小伙伴们非常欢乐的日子。下午的操场上，围观他摆弄那些照相设备、组织学生老师们站队。就见他在三脚架上摆弄一番后，头钻进一块大的黑布里，黑布一直在动，不知道他在黑布里面做什么，我们只能等待。终于，他的头从大黑布里伸出来，我们都知道关键时刻到了，马上屏息凝神，看着他。曹师傅手捏着一个椭圆的“皮球”，另一只手在大相机的旁边优雅地举起食指，大声说：“看我这里，不要眨眼睛……”噗嗤一声，曹师傅捏下了皮球并弹射般地松开。我揪着的心也松开了，知道结束了，他搞定了。
中途曹师傅回去换胶卷，我们跟去，倚在门边看，见他坐在床边两手插在被窝里摆弄，只见被子在动，怎么也不明白那是在里面做什么，只觉得他就像一个魔术师。
他偶尔会给邻里的教师子女拍几张照片，不要钱的。有一次得知要给我和妹妹照相，妈妈还慌忙让我和妹妹回家换上整洁点的衣服，纽扣全扣齐了才去照。
我太想当曹师傅那样的人了，只是觉得他的那套拍照的家当太高级了，需要全部买来才可以吧，可是我们家哪有钱呢。那实在不像做个“冰棍摇子”那么简单了。这个愿望在一个少年心里滋生着，像是遇到了一座大山，根本没法逾越，只能想想作罢。
总结那些儿时的职业梦想，它们隐约是这样的：有用是必须的，还要够帅。像曹师傅和冰棍哥那样，在被需要时会如约而至，风驰电掣而来。
上初中时，我一度喜欢武术，其实就是被电影《少林寺》感染的。买了好多《武林》杂志来看。看了李小龙的故事，又想练截拳道。记得有一次，父亲一声不吭在院子里的树上吊起了一个沙袋，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给你练嘛。”
喜欢过的事不少，回想起来，父亲还都是支持的。高中时，父亲曾许诺：“等你考上大学了，给你买一双拳击手套和一个相机。”父亲以前教过体育，特别喜欢拳击，一直到现在还每周末看电视上的《武林风》节目。至于为什么想给我买相机，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原因，大概这些都是他心目中想玩又没有玩过的好东西吧。
在我要去上大学前，父亲去百货大楼花了八十多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吉他，应该是看我当时对音乐太痴迷了吧。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我和妹妹读的都是师范院校。在我们即将迈出家门的时候，他凭自己的经验替我们选择了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妥”。
可惜我实在不是个受得住“稳妥”的人。离家转眼二十多年了，我竟然还是一个看上去毫无定性的人，毕业后分配在外地的中学教书，没两年就辞职了，让父母揪心了好些年。后来搞音乐，颠沛流离十年，他们也是极为牵挂。直到后来做记者，经常给他们寄些报纸，感觉他们才安下心来。又过了十年，我又跟爸妈说，我又想辞职了，去搞摄影。他们再次陷入了无边的担忧。
我这代人，跟上辈人的交流着实很少，或者基本不交流，更多的情感都闷在心里。国人的情感，太内敛也太压制，并且好拖延。现在每天我儿子临睡前一定认真地跟我说“爸爸晚安”，我也很郑重地跟他说“晚安”。
我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说过一声“晚安”，更不要说“我爱你”了。父母与子女间只有些最基本的关心，我也只在一些生活变动的节点上知会他们，这个节点又成为他们担忧的起点。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让我这个已经习惯在外奔波的人越来越惴惴不安。特别是我的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几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儿子回老家与他们同住些日子。每次都发现他们又老了一些，尤其是父亲的说话、思维都不似以前。记得有一次在老家，父亲在说到关于我工作的话题时，叹了口气：“唉，做什么不行呢，能找一口吃的就行了。”这句话应该是他们对于我职业问题的意见终结，之后再也没有对此说过什么。生活的事，要求已经降到了底线，反倒都轻松了。只是他们对我没了担忧，我对他们的担忧却与日俱增。
前不久，母亲打电话来，提到父亲有一次一个人去商场，出来后就迷糊了，差一点找不到回家的路，现在已经不让他一个人上街去。我的担忧又加了一层！我总是尽量多地给他们打去电话，以减少他们给我打电话。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我已经很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我怕终有一天，我接到了那个电话，告诉我那件天大的事。
少不更事时，认为人生、工作就是职业扮演，越往后越发现，扮演是件痛苦的事。内心的喜欢，才不用扮演。特别是在一些“大型艺术场合”，接触到不太喜欢的人和事，也会烦恼顿起，觉得那里的空气都不是我的，真的想拔腿就逃，离开那些红男绿女，回到我的实实在在的江湖去。一个新职业，并不意味着比前一个职业更对更好更轻松，同样有“行到水穷处”的郁闷，又总觉得尽量坚持才算是对的，因为乐趣的根本并不是在于改行。若能像个孩子般怀抱着对一件事最初的纯真迷恋，并能一直没有烦扰地去做到底，那该多好。我在乡下拍照，偶尔就有小朋友充满好奇地一直跟着我，我也不会赶走他们，要看相机取景器里的影像我也会让他们看。我知道，有可能这些少年中，将来就有做摄影师的，如果这天他心里悄然种下了梦想的种子的话。他们就是当初的我。
近些年，我经常把一些发表了我作品的报纸杂志寄回老家，有时寄回厚厚一摞，父亲也经常戴起眼镜翻看。我不清楚他对我那些照片是否喜欢，但愿那些或许有点意思的图像和白纸黑字能给他们一些靠得住的慰藉。我不想跟他们说闯荡世界有多么难，也不想说在我慢慢看懂了这个世界后，不再妄论什么成与败，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找到我的从前。
我做得到的，我竭力做到最好；我做不到的，可能我永远也做不到。或许生命并不意味着成为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花好月圆，它原本就是这般的自在安然。
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还在，我没有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