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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那里所有人似乎都互相认识。“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人家慧子比贝贝小，都开始学琴了”……大概也就是这样的理由，足以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
那年我四岁半，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面。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家里存款两三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就对此坚信不疑，“海顿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自己都远谈不上专业，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五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专业课”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周日早晨七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中午将近十二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四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早已天黑。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手指在僵硬的弹奏过程中才慢慢恢复知觉。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我很羡慕那些住在离老师家不远的市里的孩子，“他们条件真好啊！”母女俩总是如此感叹。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鲜，但到头来也什么都没买。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元，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偶尔路过鼓楼的新华书店，我们会去看看书、琴谱和磁带，只有和钢琴相关的，妈妈才会额外通融。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却流起了眼泪。
如今的我快29岁了。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这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日复一日地为女儿的一个“兴趣”辛苦奔波。多少次我想对妈妈说：这么多年过去，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是每每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