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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曾在省城一家医院实习，初次收治的，是一个极度暴躁的病人。每次我走进病房，都见到他在发脾气，床上、地上到处扔满了东西，还大声斥责我，说我没用。他那时已经肝癌晚期，很不愿意和人多交流。
这个病人就是我的父亲。
印象中的父亲，是个阳光般平和温暖的男人，而我母亲，却一直是个郁郁寡欢的女人。在我10岁以前，母亲的忧郁常常演变成狂躁，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自杀一次，父亲不得不从单位赶回来，到医院守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冬天的夜晚，病房里没有暖气，父亲就脱下大衣，小心翼翼地盖在被子上。他时常凝视母亲的病容，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盐水一点一滴注入她的静脉里，滴答、滴答，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
关于我母亲的自杀，流传着不少风言风语。据说那时候，母亲爱上了我父亲以外的男人，而那个未婚且比她小6岁的男人，很快就抛弃了她。这样的女人，通常被称作水性杨花，在封闭的小城市，这种名声几乎是致命的。从童年到整个少年时代，我生活在别人的鄙夷中，常有不认识的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边用石头扔我，一边骂我：“小狐狸精！”常常是父亲赶到并解救了我，他一句话也不说，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把头埋进父亲胸前，咬着牙，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回到家时，母亲低着头，在看一本好像永远也看不完的书，灶台上搁着上一顿没洗的碗。父亲默默地走进厨房，用粗大的手择菜，为一家人准备晚餐。那时候，母亲有病不能再工作，每个月便只靠父亲的几十块钱，要应付水、电、肉、菜、煤以及我的学费，生活捉襟见肘。
我后来才明白，母亲的忧郁，源自她的过去。父亲临终前断续的讲述，揭开了这20多年的真相。我母亲年轻时，是小城里最美的女人，她19岁时的照片压在相册里，微微泛黄地笑着，仿佛一抹过去的阳光，穿过岁月仍使人感觉到惊艳。相片上的她梳短辫，穿着在那个年代里一度惊世骇俗的花衬衫，那么美的笑容，让我怎么也无法和面前病恹恹的女人对上号。母亲年轻时恋爱过一次，男孩子是她同学，参了军，临走时对她说：“你帮忙照顾我家里，我将来会对你好的。”她竭尽所能，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里，为了照顾他全家，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和金钱，甚至变卖了外公留下的字画。她还剪下自己的青丝寄过去，据说这样做，就会和爱人永结同心。后来，男孩来信说他得了绝症，让她不用再等他，赶紧找个人嫁了吧，她大哭一场后，带着自己用攒下的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和他母亲一起赶到部队上，却发现他升了军官，正要和司令员的女儿结婚。母亲回来就病倒了。她想不通，她为此耗去了8年—女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她跳过河，被人救起来，她后来就嫁给了他—我的父亲。母亲那时已经不算年轻，1年后，我呱呱坠地。
母亲是小学教师，温柔而知书达理，因为念书太多，反倒使她的性格蒙上了一层伤感。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是她捧着书本坐在灯光下备课，父亲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偶尔探出头来，问菜里要不要放辣椒。父亲是学校的木匠，长得粗壮结实，没有文化，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对不般配的夫妻。从我有记忆时起，他从来不要母亲干一点家务，她渐渐地也就不闻不问。她生活得无声无息。人们开玩笑说，老陈，你这是讨了个仙女做老婆啊。父亲就搓着手嘿嘿地笑。他觉得能娶到母亲，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他很知足。
我9岁时，母亲脸上突然有了笑容，她变得爱打扮起来，尽管青春不再，但美丽动人依旧，那是被岁月浸透出的红颜。父亲却仿佛有了心事，做菜时常把糖错当成盐，家里的桌椅渐渐落了灰，有一回干木工活，还险些锯掉了大拇指。他有时靠在窗口抽烟，偷偷摸摸的，怕母亲闻到反感。我偶然在装订整齐的备课本中，发现几张便条，便条上有些文案，至今想来仍使人耳热心跳，母亲的名字叫“兰”，有人以狂热的语气反复提起她，那深情几乎要溢出纸面。我由此窥知了母亲和一个男人的往来，他是母亲学校的同事，整整小了她6岁。
那年夏天，母亲通常吃过晚饭就出门散步，到很晚才回来，回来时总是气喘吁吁。父亲每晚都为她等门，因为巷子口的路灯经常坏，他就带着手电筒守在那里，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从不问母亲去了哪里，总是平静地说，回来了，饿了没有，我这就去给你下碗面。他下面的手会有些抖，有一回用手背擦眼泪时被我发现了，我问他：“爸，你哭了？”他摸了摸我的头：“好闺女，快去睡吧，明天你还要上学。”童年时的我不清楚，父亲是怎样度过了那个夏天，在这样令人难堪的考验面前，他居然自始至终保持了镇定，这在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看来，都是件不可容忍的事。后来我母亲的情况就变得糟糕，她不再散步时，患上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常常无缘无故地狂躁，演变到后来开始自杀，她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吞安眠药、割腕、上吊……每一次都被父亲发现拉了回来。父亲的身影变得佝偻起来，他刚满39岁，鬓角已经斑白，前额出现了皱纹。
母亲的自杀最后成了丑闻，小城里到处风言风语，几乎所有人都了解她的不正经。父亲就是到这时，也没说过半句责怪的话，面对所有的嘲弄和鄙夷，他始终保护着母亲。多年后他甚至告诉我，别怨你妈妈，她心里苦啊，我都知道，我本来就配不上她。说这话时我已经上了医大，他身体开始不太好，常抱怨吃不下饭，却仍旧照顾着母亲，本来粗壮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他和我开玩笑说：“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我倒是不用费力气。”
在医学院上到大四后开始实习，父亲的肝癌被确诊，他拖到撑不下去时，才进了医院。我在走廊里接到病危通知单，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的病情极度恶化，癌细胞已经一点一点蚕食侵占了他的肝脏。换句话说，再多的治疗再多的药物，都不可能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想到父亲即将离开我们，我心里就阵阵揪痛，生命是平等的，可生活却总是不公正：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男人，这个好人，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念书，娶了个不爱自己的妻子，每每被人看不起，没有享过一天的福，就要离开这个他为之挣扎过的世界。
也许是父亲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便不再积极配合治疗，他脾气变得暴躁而倔强，常常把我开的药方撕碎，就是对一直爱护的母亲，也显得态度蛮横。母亲趁他睡着后，坐在床边轻轻地说：“老伴啊，你照顾了我一辈子，这回该我照顾你了。”她伸出手去抚摩父亲因为化疗而脱落得斑驳的白发。我听不下去了，悄悄退出了病房。我的父母，他们都衰老了，岁月的年轮，把所有曾经的爱或者恨，统统打磨成平静，也不再有什么真相需要被掩盖了。
父亲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带我去了趟城外的西郊公墓，春天的傍晚，漫山的紫云英随风摇曳着，父亲的身影瘦弱而坚定，他指着不远处的小城对我说：“以后我躺在这里，正对东南方向，能看到咱们家的屋顶，你妈要是来看我，也不用走太多路，她心脏不好。”父亲突然回过身，用力握紧了我的手，失神的双眼睁得很大：“你妈这一辈子跟了我，是委屈了她。银行里还有3万块钱，我没跟她说，我怕她会拿来给我看病。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她。”我再也忍不住了，失声哭起来，父亲安慰着我，像小时候那样：“闺女莫哭，人活一辈子总有个限数，你爸有你妈陪了这段路，知足了。”
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也走了，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她趴在一个打开的木盒上，永远地停止了呼吸，她的脸颊是红润的，嘴角含着微笑。她死于心肌梗塞。那木盒是父亲生前做的，被漆成绚丽的玫瑰红，四角包了层金，里面放了两绺头发，母亲的灰白发辫，和父亲化疗后她搜拢来父亲的所有落发，它们被细细编在了一起。那是母亲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这样一个事实：她这一生最爱的男人，从未带给她幸福和平静；而一辈子最爱母亲的父亲，却给了她人生的全部温暖，这是最朴素却最高贵的爱情。他们是真正的结发伴侣，他们缠绵了整整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