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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纽约那天，天色灰蒙蒙的。汽车飞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依依不舍地留恋着路边的建筑。纽约，这个大得几乎能容下世界上所有人种的城市，竟留不下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当飞机脱离跑道的那一刻，我知道，今生我注定要为梦想而飘泊。“再见了，纽约!”直到泪水夺眶而出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长大，那年，我22岁。
和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拍最好看的电影。我所在的国度被称作电影王国，它气势汹汹地占领着世界电影市场。在赞誉的背后，其实正透露出电影本身的无奈与悲哀，世界电影即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即世界电影。为了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懂，而不因文化传统迥异而影响人们的票房收入，无聊至极的暴力动作片、科幻片、灾难爱情片在美国泛滥成灾。70年代以前，美国的确拍摄了一些优秀影片，我为这样的电影王国感到自豪，而如今的王国称号却使我感到厌恶。金钱，发展了电影，也扼杀了电影，美国正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我要拍出富有文化品位的优秀电影。这个在我心中孕育多年的梦想，使我大学毕业后即离开了美国，来到了日本。
到了东京之后，凭一时年轻气盛，我到了日本最大的一家文化娱乐公司，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公司老板，老板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因为在日本，美国人除了做投资商和老板外，从不亲自从事制作人的工作。老板在得知我高中时搞过乐队并且听完我陈述离开美国的原因后，答应让我先试一试，在此期间，他将公司的3支乐队交给了我，当然，这3支乐队的档次是很低的。
从此，一个孩子开始朝他心中梦想的方向奔去。
接管乐队之后，我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凭借以前的经验、自己的想法和拼命的工作，一年之后，成绩显著，一支乐队跻身日本最著名乐队之列。这完全出乎老板的意料。正当我忙于乐队的演出、唱片的发行之时，老板突然告诉我：“你去拍电视剧吧。”我很诧异，一位同事私下里拍着我的肩说：“祝贺你，这说明老板想重用你，让你熟悉公司业务。”没有多想，我先后拍了两部电视剧，第一部做制片主任，第二部担任制片人。那段时间很忙，在拍电视剧的同时，一有时间就去乐队那儿工作。电视剧拍完了，我也累得快趴下了。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两部片子为公司赚了不少钱。随后，在老板的授意下，我又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片子成为1992年日本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周围是一片赞赏的目光。
尝试过各种工作之后，正值公司成立国际部，老板让我做了国际部的课长，让我负责在日本发行一些美国电影，在东南亚组织乐队的演出，并发行日本电视剧。凭心而言，这份工作我极不情愿干，我更喜欢具体的制作，而国际部工作的实质是做生意，没完没了地签合同、联络、出差。那个时候，我感到很被动。但我仍去做了，我认为年轻时应尽量多尝试一下各方面的工作，争取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工作最不愉快，但却是最赚钱的日子。我买的一些美国电影在日本发行得特别好，在北京也组织了一次三田佳友的乐队演出，很成功，还卖给东南亚、香港电视台一些日本电视剧。但是一年之后，我实在受不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我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不愿意干这个。老板叼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告诉我有三个选择：一回去做制片人，二愿意听我的其他想法，三离开。最后，老板做出了这项决定：在台湾开个分公司，让我去做总经理。在离开日本时，我暗下决心，到台湾就为一个目的：赚钱拍片。于是我又开始拼命地干。当时台湾的一些人都笑我，日本公司派来一个不会讲汉语的美国人，他能干什么。不过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就好，我到达台湾之前，台湾只有4家电视台，我到了不久，台湾允许私人开设有线电视台，凭空一下子冒出60多家电视台，他们都没有节目。我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返回日本，将总公司的电视剧版权拿过来。又将其他公司拍的片子版权买过来。到台湾来卖，我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销售网络，一部电视剧可以同时在东南亚、港台卖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