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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我和母亲私下约定，由我出资给小弟买套房子。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的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漂亮。小弟3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在一起。我写字的速度很快，几乎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捡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小弟和我还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抄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黑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4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4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