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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纳粹迫害下流亡数年的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有人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托马斯·曼回答说：“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
如果不是考虑到托马斯·曼的国籍，这句话差不多可以作为近年腾传众口的“民国范儿”的一个典型了。一段时间里，有人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自许，宣称“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凡我在处，就是中国”，我猜想，大概就是从以上的故事中学来的。
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表达，其实用不着远征异国，稍微隐约一点的意思，梁漱溟也讲过。1939年，战争烽火正烈，梁漱溟活动于华北华东诸战地，曾出入于敌后8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同行的很多朋友因炮火的威胁而举止失措，惟有梁漱溟，一直在险境中坦然自若，朋友不禁感叹，“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在给家人的信里，梁漱溟解释了自己履险如夷的原因：“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万不会有的事！”为了避免误解，在把这封信收到传记中时，梁漱溟还特为添加了一个“后记”：“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閟。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更为明确的说法，见于上世纪50年代。一个民国人物在给老友的一封信里，这样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他简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我忘记了受到赞扬当事人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困窘，需要借这样的话来策励自己；也不知道此人的文字和筹谋，最终是否当得起这个赞赏。但托马斯·曼和梁漱溟在说这些话时，确实身历着艰难困苦，他们的说法，与其说是狂妄，毋宁说是困境中的一种激越反应。不管他们身上是不是真的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后来，托马斯·曼用《浮士德博士》，部分兑现了对自我的期许；而梁漱溟，也以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果决，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其实，自晚清至民国，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简直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要梳理清楚其间的关系，难免治丝益棼。幸亏熊十力自撰的一幅对联，无意间提示了以上言论的最早出处。也是在抗战时期，熊十力辗转入川，居停北碚时，他时常跟人说起自己挂在北平寓所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两联均出《论语》，也都是孔子的话。上联取自《宪问》：“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下联源于《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的两次感叹，一次在履霜坚冰之时，一次处颠沛困厄之中。感叹“道之将废也与”时，孔子正任鲁国大司寇，而子路也在做当权者季孙的私人总管，这时，却有公伯寮向季孙编排子路的坏话。见微知著，孔子知道这其实是季氏对自己师生起疑的信号，鲁国的政治已不可为，而他的政治理想也必将破灭，于是有此感慨。因为感慨的是国事，孔子在这里用了自己素所罕言的“道”。
第二次感叹发生在周游列国途中，孔子与一众弟子被困于匡，眼见有了性命之忧。面临如此绝境，孔子平常深深收敛的光芒不自觉地显露出来，虽然一闪即逝，却让我们罕见地看到了他内在的骄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指礼乐制度，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以复兴礼乐为己任。现在，礼乐的托命之人有了生命之忧，或存或亡，都是上天的意思吧，哪里是匡人能左右的呢？
即使在如上的言辞里，朱子仍然从中看出了孔子的谦虚，因为这次是讲自己，所以“不曰道而曰文”。能在激荡的情绪里仍然保持克制，显现出深厚的修养，孔子的话就不应该仅仅成为后人仿效的底本，而是作为衡量的标尺，时常用来检验我们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