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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坐落于萨默塞特郡群山间的某个山谷中。一幢老式的石头房子，旁边是牲口棚、禽畜的圈栏和几间外屋。大门上方刻着农场建成的年份：1673年，用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优雅字体。而这房子本身，经历了风吹雨打，俨然和遮蔽它的树木一样，成了风景的一部分。
屋前是座精致的花园，和外面的大路通过一条林荫道连接，两排榆树长得如此华美，即便放在名门望族的豪宅前也是难得的。住在这个农场里的人和他们的房子一样，稳重、剛毅、朴实，只有一件事他们愿意吹嘘，即他们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生与死都在这里，自农场建成之日起，未曾断绝。周围的土地他们也耕种了三百年。
乔治·梅多斯今年五十，比妻子长一两岁，正值壮年，他们都是高贵、正直之人。他们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也都外形俊美，体格健壮。他们清楚自己立身于世的根本，并且为之自豪。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团结的家庭：他们欢乐、勤恳、和善，遇事听从长辈的决断。这种生活有一种确凿无疑的美，就像贝多芬的交响乐和提香的画。他们不但幸福，而且配得上他们的幸福。
不过这家的一家之主却不是乔治·梅多斯，而是他的母亲。老太太七十岁了，身材高挑，腰板也还直挺，气质高贵。花白的头发，脸上皱纹虽不少，但眼神明亮又锐利。她的话在家里和在农场上就像是律法，但她也不乏幽默；她管家虽然专断，可也充满温情。人们常被她逗得发笑，然后把她风趣的话不停地传播开去。老太太的确是不同凡响之人。像她那样和善的人本来就少有，她还对荒唐好笑之事那么敏锐。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乔治太太喊住我，一脸慌张的样子。（我们只认一个梅多斯夫人，就是她的婆婆。）“你知道今天谁要来吗？”她问我，“乔治·梅多斯叔叔。你知道，就是那个去了中国的乔治。”
“咦，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乔治·梅多斯叔叔的故事我已经听了不下十几回。大概五十多年前，当梅多斯夫人还是埃米莉·格林的时候，乔治·梅多斯叔叔和他的哥哥汤姆·梅多斯都曾追求她，后来她选择嫁给汤姆，乔治就远赴他乡了。
他们听说他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时不时寄礼物回来，然后就断了消息。汤姆·梅多斯去世的时候，遗孀写信通知小叔，也石沉大海。最后他们只能推断乔治已经死了。但两三天前，他们收到了朴茨茅斯一个“海员之家”女主管的信，看后都大为惊诧。照信上说，过去十年乔治·梅多斯因为风湿病，行动不便，一直由“海员之家”照顾，现在他觉得来日无多，想再见一见自己出生的房子。他的侄孙阿尔伯特·梅多斯已经开着福特车去朴茨茅斯接他，下午就会回来。
“你想啊，”乔治太太说，“他已经有五十年没回来过了。他甚至还没见过我的那位乔治，等生日一到他就五十一了。”
“梅多斯夫人怎么说？”我问道。
“你也知道老太太的脾气，她就坐在那里，自顾自笑了笑。她只说：‘他走的时候可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只是没有他兄长那么沉稳。’那也是她选择汤姆的原因。她还说：‘不过现在他也应该平和些了吧。’”
乔治太太邀请我下午去见见那位叔叔。她以为既然我们都去过中国，肯定有一些相通之处。当然，我接受了。下午一进门，我就发现他们全家人都聚齐了：在那个石砖铺地的大厨房里，梅多斯夫人还是挺直了脊背坐在炉火边的老位子上，而她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坐在桌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老太太穿上了自己那身最好的丝绸长裙。壁炉另一边坐着一个老头，蜷缩在椅子里。他很瘦，皮肤挂在骨架上，好似一件过于宽大的西服；蜡黄的脸上都是皱纹，牙齿基本就没剩下几颗。
我和他握了握手。
“真高兴您能顺利到达，梅多斯先生。”我说。
“梅多斯船长。”他纠正道。
“他是走过来的，”他的侄孙阿尔伯特告诉我，“车到大门口的时候，他要我停车，说他想走走。”
“你要知道，我已经两年没下床了，是他们把我从床上抱到车里的。我以为我永远都不能走路了，可当我看到那些榆树，就想起我父亲当年那么在意这些树，忽然觉得我又能走了。五十二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道，现在我又沿着它走回来了。”
“要我说呀，你又在犯傻了。”梅多斯夫人说。
“对我有好处，我有十年没觉得自己这么强健了。埃米莉，我肯定得把你先送走了。”
“你净会吹牛。”她回答道。
我猜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大家没听过梅多斯夫人的教名了，我还微微惊了一下，感觉好像这个老头刚刚是对老夫人无礼了。老夫人看着小叔的时候眼里带着伶俐的笑意，而老头一边和嫂子说话，一边笑得露出空空的牙床。看着这两位老人，我有些异样的感触，想到很久之前，他那么爱她，而她却爱着另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否还记得当时对彼此说过的话。不知道对梅多斯先生而言，看到这位老太太，想到自己曾经因为她离开了世代定居的土地，抛弃了本属于自己的财产，过了一辈子流浪的生活，会有怎样不寻常的心思。
“您结婚了吗，梅多斯船长？”我问。
“我可不结婚，”他笑着说，声音一直有些抖，“我太了解女人了，哪里还会想娶一个？”
“你说是这样说，”梅多斯夫人呛道，“要是有人跟我说，你这些年养过半打的黑人妻子，我也不会吃惊的。”
“埃米莉，中国女人可不黑啊，这糊涂话可不像你说的，她们是黄种人。”
“可能你自己也就是这么黄起来的吧，刚才见你，我心里想：他是得了黄疸病吧？”
“埃米莉，我说过非你不娶的，所以我就没有结婚。”
他说这话时听不出有悲情和怨恨，仿佛只是陈述一件事实。语气中有一丝得意。
“要是你真娶了我，恐怕早后悔死了。”她回道。
我和老头聊起了中国。
“我对中国任何一个港口的熟悉程度，都超过你对你大衣口袋的了解。只要船能到的地方我都去过。我当年见过的事情，你在这儿坐六个月，我都未必能讲完一半。”
“要我说，有一件事情你始终没干成，乔治，”梅多斯夫人说，眼神中的笑意依然像是在嘲弄他，但也很温暖，“就是你从来没挣着大钱。”
“我不是会存钱的人啊。挣了就得花，这才是我的座右铭。但我要替自己说一句：要是让我选的话，我这辈子还是愿意照这样再活一遍。世上又有几个人能说这句话。”
“的确不多。”我说。
我看着他，心里满是仰慕和敬意。他是一个牙齿残缺、不能行动、身无分文的老头，但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因为他过得很快乐。我走的时候他让我第二天再来看他——我对中国那么感兴趣，他可以把那些我想听的故事一个个全讲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琢磨着可以去问问老头是否愿意见我。我沿着那条美不胜收的林荫道走到花园中，梅多斯夫人正在摘花。聽到我跟她问好，她站起身来，怀里是一大捧白花。我瞟了一眼房子，发现百叶窗都合起来了。我有些意外，因为梅多斯夫人向来喜爱阳光。
“等你入了土，有的是时间享受黑暗。”她经常这么说。
“梅多斯船长好吗？”我问道。
“他一向是个胡乱行事的人，”她回答我，“早上莉齐给他送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
“死了？”
“对啊。睡梦里走的。我刚刚摘了些花想放到他房间里。不管怎样，他能在老房子里过世也是好的。对梅多斯家的人来说，这可是大事。”
昨天夜里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老头就寝。他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讲给大家听。他回到老房子很开心，能完全靠自己走完门前的林荫道更是让他自豪不已，说他最起码还要活二十年。但命运还是仁慈的：死亡把句点放在了正确的地方。
梅多斯夫人闻了闻臂弯中的白花。
“好了，最起码他能回来，我很高兴。”她说，“其实吧，自从我嫁给汤姆，乔治又离家之后，我一直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嫁对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