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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阿Q，人们自然就想到鲁迅笔下那个无名无姓、先前比别人阔多了、头上长着癞疮疤、一不小心就被人“儿子打老子”的阿Q形象，可怜可悲，又可笑可叹。他高举的精神胜利法的旗帜也随着自身的不朽穿越了时空。
之所以再想到阿Q ，是因为近日给学生上课，讲到《阿Q正传(节选)》，无意中有了些许感触，遂觉得在当今的社会中，阿Q的精神依旧存在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阿Q正传》的第三章里头，说到阿Q的出名完全是拜未庄的赵太爷打的嘴巴所赐，才有幸声名远播，得意了好几年。请问赵太爷何许人也?未庄的地主权贵，未庄的土皇帝，换个说法就是赵太爷是未庄的名人，一言一行，自然就成为未庄看客们关注的焦点。名人就是出了名的人，出了名就是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大众知晓了。今天赵太爷打人了，人们趋之若骛，谈论纷纷，那被打的人就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阿Q被关注，出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像有的人被别人臭骂了一通，不仅没声名败坏，反而声名鹊起，事业蒸蒸日上。难怪人们常说到的，脸皮厚的人容易出名。他们就像一群跳蚤，在充斥着媒体的空间里上窜下跳，来打通一条通往名人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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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阿Q不同的是，阿Q不是跳蚤，他不会主动去骚扰赵太爷，而他们作为跳蚤，就希望在名人身上咬上一口，这样名人一疼，一巴掌拍去，人们就知道了名人在拍打他这只跳蚤，于是就出名了，和阿Q殊途同归。想来在鲁迅的时代早就有人做过，否则就只能是鲁迅的先见之明，他在小说中说：“未庄通例，倘若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这便是他们的心理，他们走向理想的途径，从事着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事业，乘机发动毫无意义的论争，只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是存在的。可惜真正有涵养有学识者，比他们更懂更了解阿Q，缄口不谈，一笑了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而不是无理取闹的指责和抨击，甚至包括有损人格的中伤。
余秋雨无疑是这几年最忙碌的人之一。从他的《借我一生》起，到他的《文化苦旅》，都出乎意料地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困惑。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风雨后，他依然坚定不移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依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余秋雨最为大家所认识的，莫过于他的散文，无论是《山居笔记》还是《文化苦旅》，都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散文的瑰宝和奇葩，有的学者称其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但无论是瑰宝和奇葩，都难免存在或多或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文如其人之说，人无完人，何况文章乎?即便是人家有过什么过错，难道就可以老揪住人家的辫子不放么?若是这样，巴金的《随想录》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郭沫若的诗歌也没有价值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对学术的评论要用学术的观点。潜伏的跳蚤们在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看法后，或自己发现了什么他人的隐私，就纷纷的活跃起来，用心良苦，口诛笔伐，文坛似乎好不热闹，欣欣向荣，百家争鸣。其实他们并不能击中问题的要害，嚷嚷一通，见没有回应，有的像阿Q一样心满意足的得胜，继续努力，有的就偃旗息鼓，遛之大吉，有的变本加厉，造谣来侮辱诽谤他人。只要有人回应，那就大大的中计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文学文化事业有积极意义的批评，需要的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相互的理解和鼓励，而不是文人相轻的职责和鄙视或哗众取宠。余秋雨在“秋雨时分”的栏目里曾将到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缺乏酒神精神，他以自己为例，说有人批评他的散文就是缺乏酒神精神，真是一针见血，他非常的赞同。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非要得到被批评者认同的批评才有意义有价值，我只是想说，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应该先屏弃时代的浮华，静下心来潜读和思考，少一些追名逐利，多一些心平气和，少一些妒忌，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剑拔弩张，多一些心灵沟通，这样，对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才是有利的。个人主义的名和利，都终将为他人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