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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毛主席离京南下考察，24日到达湖南省会长沙。25日下午，毛主席乘车回到故乡湘潭韶山冲。
这一天，距离他1927年离开韶山冲，已经整整过去了32年！
当日夜，毛主席下榻在韶山宾馆的故园一号楼。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走过门前的池塘，便到了阔别32年的故居——上屋场。
毛主席缓缓走进堂屋里，两眼紧盯着神龛上的佛菩萨牌位，问照看房子的毛乾吉：“这些东西还在呀！”毛乾吉回答：“是后来复制的。”
毛主席对陪同的罗瑞卿、周小舟等人说：“过去我们家里也信迷信，这是我初一、十五的工作。”他边说边作了个揖，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来到父母亲卧室，毛主席看见挂在墙上的父母遗像。他凝视着双亲，静默良久，感慨地对陪同人员说：
“这是我父亲和母亲。我母亲颈上生了个包，穿了眼，只因在那个时候，要是在现在就不会死。”
“要是在现在就不会死”，流露出毛主席对母亲病逝的无限遗憾，他认为，如果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母亲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那么，毛主席的母亲“颈上生了个包，穿了眼”到底是怎样一种病呢？后文将详细解密。
文素勤
毛主席小时候，他家的神龛上供奉着佛菩萨的牌位，农历的初一、十五，少年毛泽东都会在神龛前焚香礼拜，所以他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的工作”。这反映出，在毛主席小时候，他的家庭是一个“佛化“之家。而他们家信佛，要从毛主席的母亲文素勤说起。
文素勤， 186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唐家坨（现名棠佳阁）的一个富裕农家，18岁的时候，她嫁到了仅一山之隔的韶山冲，成为农民毛顺生的妻子，也成了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
文素勤对佛教产生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之际。
1885年，文素勤与毛顺生结婚后，直至毛泽东出生前的8年期间，她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她的盼子之心，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诞生之后，文素勤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儿子“长命百岁”。为此，文素勤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基一，是让儿子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儿子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儿子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泽东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项措施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
毛泽东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其保佑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并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
文素勤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和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泽东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如1923年7月1日，他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他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51年5月，毛主席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观音为干娘事。他说：
“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唐家圫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在虔诚信佛的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虔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
1936年，毛主席在陕北的窑洞中，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
毛顺生
资料表明，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这次“进香”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也是如此说的。
但根据在毛泽东幼年时文素勤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等来看，这次“进香”可能有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
和大多数旧中国农村妇女一样，文素勤没念过书，但佛教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佛教思想在她的身上有着鲜活的体现。
文素勤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毛顺生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
毛主席向斯诺回忆往事时，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毛主席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顺生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文素勤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儿子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
长期的耳闻目染，母亲文素勤的美德，无声无息地渗入童年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
少年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素勤以为儿子是为了利用往返时间多读点书，于是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可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素勤发现儿子带的午餐的量一次比一次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他却依旧显得很饥饿。她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当她得知儿子带饭是为了和穷苦的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吃的时候，慈祥的母亲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胸怀天下的毛泽东早早地便离开了母亲，外出求学。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母亲。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肖子升的信中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信中说“病母在庐”，可见此时文素勤已经患病在身了。
1918年，文素勤的病情加重。毛泽东闻讯，立即从长沙动身赶回韶山探望母亲；但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又匆匆赶回长沙。
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到文家养病的消息后，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
“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
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即毛泽民）护送来省”。
8月15日，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之途。这期间，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两位舅舅说：
“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
在这封信中，透露了文素勤的具体病情，那就是得了“喉蛾”。
“喉蛾”是中医的说法，指喉咙突然肿胀，饮食受阻的病证。《种福堂公选良方》卷三中说：“喉咙忽胀似喉蛾，不能饮食。”又称“乳蛾”或“蚕蛾”，也就是西医的所说的扁桃体炎。其症状是，咽喉两侧的喉核红肿疼痛，表面或有黄白色脓样分泌物。
操劳一生的文素勤得了扁桃体炎，因反复发作，严重感染，以至于形成“疡子”，即颈部生疮，皮肤溃疡破损。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颈上生了个包，穿了眼”。
扁桃体炎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在今天很容易治愈，但是毛主席的母亲即使到湖南省会长沙去求医，也没有治愈，竟然因此而去世。这可见在上世纪初期的旧中国，医疗水平是多么的低下！难怪1959年毛主席看着母亲的遗像，无限遗憾的说：
“只因在那个时候，要是在现在就不会死。”
母亲文素勤难得来长沙，而且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均在长沙，于是，毛泽东带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虽在长沙求医治疗，但文素勤的病并不见有大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毛泽民将母亲送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素勤病逝韶山，年仅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毛泽覃赶回家中时，母亲已入棺二日。
毛主席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
“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毛泽东彻夜难眠，在母亲灵前昏黄的油灯下，回顾母亲艰辛备历的一生，写下催人泪下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文形式，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毛主席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
一副为：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另一副为：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对联中用了“万端遗恨”这个沉重的词语，可见慈母的病逝，给毛主席的心中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毛主席的母亲文素勤去世不到一百天，父亲毛贻昌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于同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去世。
1920年3月14日，毛主席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名句，毛主席引用这八个字，显然是他在父母双逝还不到半年时，抒发沉痛的哀悼之情，以及无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弥天遗憾和无限愧疚。
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毛主席终生缅怀。
1959年6月26日拂晓，韶山冲茂密的竹林还在静谧中沉睡，时隔32年回到故乡的毛主席悄悄地起来，独自朝父母埋葬的地方——土地冲楠竹圫走去。
毛主席走出很远，随行人员才发现，赶紧跟了上来。
山道崎岖，荆棘丛生，毛主席健步上山，走得很快。因毫无准备，没有花圈等祭品，随行人员连忙随手折下几支松枝。
来到父母坟墓前，毛主席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松枝，轻轻地插在坟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口中喃喃说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毛主席面对坟墓肃立良久，陪同的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问：“主席，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呢？”毛主席说：“不要，把它填一下就行了，每年清明节请你们代劳培培土！”
下山途中，毛主席对同行的罗瑞卿、周小舟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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